小平同志从中央领导位置上退下来以后，给党中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靠人治危险得很，把一个国家和一个党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很不稳定的，所以还是确立了法治靠得住。
我们相信在《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中，还会出现许多影响调查取证的问题，因而除本文上述制度建设外还需要有更多的配套制度建设。行政担保立法是在法律规范已设定此类义务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立法，仅仅需要设定担保义务。
秘密调查取证需要公众参与，甚至秘密举报。对行政机关来说，应当依法及时解除担保，尤其应妥善保管保证金和抵押物，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法律规范也可以规定相对人以物抵押，以保证履行义务。对行政机关需要行政强制调查权才能查明的事实而行政机关又不具有行政强制调查权的，或者行政机关尽管具有行政强制调查权但依法不能实施的，可以规定由行政机关责令相对人提供担保。
（五）秘密调查取证中的公众参与在钓鱼执法中，被批评为制度弊病的是有奖举报制度。[5]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调查取证制度予以创新和完善，以充分挖掘其制度资源。虽然立法动议权由国家机关专属行使，但其他社会主体可以参与立法准备工作，他们甚至经常在政治上给出决定性的启动力。
对此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我们可以放弃立法，比如放弃对不合理地阻碍基本权利发展的资本市场予进行严格规制的立法吗？如果一项立法措施能够排除这种不合理，它就该付诸行动。大项目可能牵涉到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劳动，他们经常以个体身份、但有时也以各种有组织的协会形式参与其中。政治竞选也显得商业化了。
一方面是立法视角下的问题：何时以及何种条件下，社会利益表达会导致立法的质量缺陷以及单方面利益取向？另一方面，行政决策也面临同样的质量疑问。想要排除这些缺陷，宪法学需要发展出革新力量。
另一方面，许多宪法秩序缺少有效、确保一般法律合乎宪法以及法律适用时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实施机制。作者简介：菲利普·库尼克（Philip Kunig），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教授。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国家需要有依据以公共福祉为目标且经由民主合法程序产生的法律标准进行单方面决策的力量，需要有抵制反抗的力量——我要加上：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来源：载《财经》2013年第5期。
建筑法和环境法提供了很多例子。无论如何，在马克思期待的——可惜我们等不及了的——天堂般的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就会是这样的情况。欧盟法中的基本自由，以及可以在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起诉的国际人权，今日所以具有保护个人的力量，本质上当归功于法院。在欧洲，我辈经常受到这样一种理念的启发和鼓舞，即：我们希望能够将彼此有所不同、但有着相同的基本理念与价值的国家体系联合到一起并使之具有新的质地。
我们不想给利维坦松绑，但又想让国家和国家联盟组织有所装备，好在当有人为充分享受自我而妨碍其他人平等、尊严地生活时——为此托马斯霍布斯才发明出了利维坦——可以出手干预。不仅如此，它们还从那些有钱的社会主体那里获取资助，大企业已经成了政党集会的赞助商。
国家层面也遭遇着惊人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沟通领域。这不仅仅发生在国际资本市场。
现实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国家不再能有效地履行其应有的控制和监管职能。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法律的角色，考虑法律的准则性及其不可违反性。政党的这种身份，证明国家－社会二元划分是存在的，于此同时，也证明国家与社会之间难以划界。为此，国家需要与社会保持距离，因为经济依赖就像一剂毒药，会使人乱弱无力。我们眼睁睁地听凭成千上万人的生计和未来机遇取决于那些为了使少数人获取过分利润的决定。它们也可能汇合成骚动和混乱。
然而，机会伴随风险：界限被逾越，责任被击碎。由此，任何法律争议都具有宪法争议的潜质，任何专业法院也是宪法法院，最终宪法法院本身也是专业法院。
这在法律上是确定无疑的，即使意识由此让位于应然规范。比例原则理念是如此根本，以至于构成了所有负有建设法治国义务的法律文化的共同的组成部分。
它具有广泛的效果，具体是：基本权利不仅仅被视为个人抵御国家暴力之权利，还被看作确立价值的原则性决定，以及保障其内含价值也适用于私人主体、从而适用于私人间关系的国家义务。公民可以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寡头性质的、拥有国际关系及强大市场权力的股份有限公司，即所谓的社会网络（soziales Network）——它们也是公民和基本权利主体，受到相应的保护。
这又说明，宪法一方面在具体内容上——就像比较研究表明的那样——千形百状，有些宪法仅局限于单纯的框架性功能，本质上是任何人多多少少都能认同的政党纲领。然而，其效果差之千里。事实上，政党地位介于社会主体和国家机关之间。五、民主和法治国视角下的国家责任在所有值得严肃对待的政治学或经济学理论中，国家都是驯化社会推动力的唯一保障。
国家负有确保国家任务得以有序履行的责任，其中包含了——同样适用于议会——相应的观察义务。很久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恶化了世界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差距，随着不断的贫困化，贫富不均已经蔓延到了过去的特权地区，包括欧洲及其各个社会层面。
立法也受制于基本权利赋予的保护义务。法院明确表示，宪法禁止国家逃避责任。
一个允许参与、显示开放和灵活的国家，与一个严格地按照单向度、自上而下方式行使权力的国家相比，前者不仅更让人喜欢，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更加合乎实际。政治道德是法律文化发展和维持的前条件。
但是，谁来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侵害？关于国家和社会二元划分的理论形成于君主立宪时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权力一方面受到法治国理念的牵制，与此同时，旧秩序还在发力，民主理念只是被容忍和不情愿地接受。如果国家和法律成为谋求个人私利的工具，国家和法律就会颜面扫地。有时候甚至产生这样的印象，即选民在大选时只会选择媒体建议的代表。我本人深信不疑：它在每一个民主导向的宪法秩序中都可以被证立，只是得有人去发现它而已
中央先不拟定修宪建议，而是不定调子，不设框框，要求各地先提出修宪设想，高层还多次组织座谈会，向各行各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征询修宪意见，经过反复磨合，才最终形成修宪建议。无论宪法监督也好，违宪审查也罢，最为重要的还不是成立何种机构，或采取何种机制，而是能否真正激活、真正落实。
如果内部协调、自行纠正的惯例不打破，违宪审查依然难以破冰。一些宪法学者认为，这是导致宪法实施难、甚至宪法被束之高阁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说到底，在中国语境下振兴宪政，关键还在于执政党。宪法学者普遍认为，尽管1982年宪法大大增加了公民权利条款，但现行宪法的公民权利条款依然不足，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甚至是空白。